解决“署名之争”，根本在科研评价体系改革

近期，部分期刊提议或已实施论文单独署名制，引发学术界热议。支持者认为此举能有效打击“挂名作者”和“人情署名”等学术不端行为。然而，反对者则担心“一刀切”的规定可能阻碍正常的科研协作，并加剧博士生培养及青年学者发展的困境。

表面上看，这是一场关于论文署名形式的讨论，但其背后实际上折射出科研评价、人才培养、学术诚信以及整个学术生态系统存在的深层问题。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，并非仅仅是谁有权署名，而是署名方式所反映出的评价导向，以及如何构建一个更科学、更公正的科研评价体系。

论文署名不仅承载着学术声誉，更与项目申请、职称评定、人才引进、博士毕业以及高校绩效考核等实际利益息息相关。一篇高水平的学术成果，往往能决定一位博士生的毕业资格、一位青年教师的留校机会，或是一位研究人员获得更多学术资源的可能性。因此，论文作者署名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贡献记录，成为与作者切身利益紧密挂钩的“凭证”。

正是由于署名与利益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，原本应真实反映学术贡献的署名，逐渐演变为一种利益分配的工具，导致了挂名作者、馈赠作者、影子作者等学术失范现象的出现。一些人虽无实质性贡献却占有作者席位，而另一些人则付出了大量劳动却未能获得应有的署名。这种状况不仅损害了科研的公平性，也削弱了学术共同体的公信力。

因此，规范论文署名、维护科研诚信具有明确的积极意义。但同时，我们也绝不能简单地将联合署名等同于学术不端。

当代科研日益呈现出团队化、跨学科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趋势。尤其是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新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，即便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，也越来越需要不同学科的协同参与。从理论构建、数据分析到技术支持，不同成员在合作研究中承担着各自的职责，合作研究已成为知识创新的重要驱动力。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，同样是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导师不仅提供学术指导，更在帮助学生建立研究能力、熟悉学术规范、融入学术共同体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。对于那些真正为研究做出贡献的合作项目，联合署名不仅是合理的，更是科研规律的体现。

因此，我们真正需要治理的并非联合署名本身，而是虚假的署名行为；并非合作的进行，而是被“利益绑架”下的合作。这场署名之争，本质上也是“破除四唯”改革必须直面的挑战。事实上，当前围绕署名产生的诸多矛盾，其根源并非出在署名制度本身，而在于科研评价体系。

近年来，国家持续推动科技评价改革，强调“破除四唯”，其目的并非否定论文的重要性，而是反对将论文数量、署名顺序等单一指标作为衡量科研水平的唯一标准，旨在让评价真正回归到创新质量、实际贡献和社会价值上来。如果评价体系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变，即使全面推行单独署名，也可能催生新的形式主义；今日取消联合署名，明日或许又会出现新的利益替代方式。只有真正破除“四唯”导向，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围绕论文署名的利益争夺，让科研回归探索真理、服务社会的初心。

未来，更科学合理的署名机制，应当坚持以贡献为导向，而非排名为导向。国际上许多期刊已采纳作者贡献声明制度，详细说明每位作者在研究设计、实验执行、数据分析、论文撰写、项目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工作，从而使署名不仅体现排序，更明确了责任和依据。这种机制相较于简单规定单独署名或联合署名，更能真实地反映科研贡献，并有助于遏制挂名现象。

与此同时，我们还应构建更加科学、多元化的科研评价体系。在评价科研人员时，既要考察论文成果，也要重视原创思想、科技创新、人才培养、社会服务及成果转化。既要关注代表性成果，也要尊重不同学科知识生产方式的差异。对于文史哲等以独立研究为主的学科，可以更加侧重于原创思想的评价；而对于人工智能、工程技术、医学等合作创新特征明显的领域，则应充分认可团队的贡献，避免用同一套标准衡量所有学科。

更重要的是，评价的重心应放在“解决了什么问题、产生了什么价值、培养了什么人才”上。只有将高质量创新作为评价的核心，而非仅仅关注论文数量和署名排序，才能切实减轻青年学者和博士生的论文压力，并从源头上减少挂名、抢署名等学术乱象。

论文署名问题折射出整个科研生态，它既关乎学术伦理，也影响着人才培养；既反映了科研合作模式，也折射出评价制度的运行逻辑。归根结底，当前的“署名之争”争的并非名字本身，而是与之相对应的获益权。一个真正健康的学术生态，应当确保每一位做出真实贡献的学者都获得应有的尊重，充分鼓励合作创新，并以制度保障学术诚信。

（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，清华大学兼职教授）

作者：李志民

来源：中国青年报